生于六十年代

我现在有一个愿望，就是能天天到DISCO里“蹦迪”

，能和八十年代出生的人一样洋溢着点儿青春气息，疯狂地扭动身体各个关节，消耗掉所有热量。

然而不行，去了几次后发现我非但身体吃不消，更重要的是，我怎么也喜欢不起来那玩意儿。

而我心里想的是：我要能喜欢这东西该多好啊。

说起来好笑，我记忆中的第一个愿望居然是看汽车。

小时候住在乡下爷爷家，住处后边目力所及之处是一条马路，只要一听到汽车的声音，我肯定会从屋子里跑出去看，可看来看去只有一种，就是解放牌运输车，很少有其他种类的汽车。

即使有，也跑不出北京吉普的范围。

但上天总有眷顾人的时候，记得有一次居然看到了飞机。

飞机飞得很高，在天空中拉出一道白白的长线。

写到这我突然疑惑起来，我为什么成年后没从事机械制造行业呢？很可能是当时看汽车看飞机距离太远吧，如果那时竟然能有很多机会在近处和汽车发生亲密接触，以我的聪明才智，现在说不定是个设计师了呢。

呵呵，一笑。

后来，搬到城里住，最大的愿望就是像别的小朋友那样拥有更多的玩具。

我们用来做玩具的物事有很多，最常见的有：杏核：能在想吃杏的时候就有能力买来吃的人家自然是当时的小康之家，至少人均月消费应该在二十元以上的人才做得到。

我们家当时只有父母的工资收入，一个月的总入不到九十元，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但经常性的零食是不可实现的奢望，所以杏核搜集起来不容易。

杏核是用来和别人赌输赢的，基本玩法：两个人（或几个人）各出一部分杏核，放在手心里（出的多的人先玩），然后扔起来让其落在同一只手的手背上，再扔起来用手心来抓，将手背上的全抓住的话，这些就归你了。

烟盒：我爷爷抽烟，但大多抽的是旱烟，用烟袋抽。

偶尔抽纸烟，也是九分钱一盒的“勤俭”

，连“大生产”

都很少，所以我难得积攒出漂亮的烟盒。

当时出风头的烟盒除了现在依然当红的“中华”

外，在我们那里应该属“大前门”

，还有一些光面纸印制的牌子，可惜已经记不得它们的名字了。

瓶子盖和牙膏盖：小的时候，我拥有小小一盒子汽水瓶子盖，那是我的积木。

记得有一次在乡下，我把心爱的瓶子盖在炕上摞得老高——你知道，瓶子盖很不规则，能摞高十分不易——但被姑姑不小心弄倒了，我大哭，好像整整几天没跟姑姑说话。

牙膏盖跟瓶子盖不同，拥有牙膏盖最多的伙伴姓何，刚巧前几天他从美国回来，路过北京到我这里，我们回忆起了他的牙膏盖。

他的母亲是废品回收站的职工，每天的工作是推着手推车到各处收购废品，一个用完的牙膏皮回收过去是两分钱，伊买不起玩具给儿子，于是，就拧下了所有回收牙膏皮上的小盖子，作为儿子的玩具。

当时大家使用的牙膏大多是同一个牌子，牙膏盖自然大多是同一形状的，但颜色有红绿两种，我们便把它们分开为两个部分，摆在地上，作为双方对阵的士兵。

偶尔形状特殊颜色有异的，便作为双方的指挥官——这就是我个人对童年战争回忆的所有记忆了。

上学时，文革已近结束。

高小时期，陈景润风靡天下，“我们爱科学”

的口号喊得山响了。

叶剑英元帅的诗“攻城不怕艰，攻书莫畏难。

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也已经发表。

所以大家爱上了数学，晚上不睡觉做数学题被大人称为有出息的表现，颇有一些同学拿这种经历到处演讲，获得尊敬。

上次还看到一个当初专门不睡觉做题的老同学，想起他演说词中的“累了，就用冷毛巾擦把脸，无论如何要攻克难题”

就想笑。

现在，他是一个出租车司机。

我和一些同伴喜欢制作模型——要是有一大笔钱就好了，就可以买少年科学杂志上介绍的那些材料了。

我积攒的钱有限，有半年时间里不吃冰棍也只攒了不到两元钱，花上两毛二买了本童话书《小伞兵和小刺猬》，三毛五买了本叶永烈的《丢了鼻子以后》，八分钱买了本小人书（忘了名字了）后，狠狠心花了七毛二按照杂志上的地址邮购了一个小小的电池发动机，以便完成我的航模制作。

说起来，我制作的航模由于有了这个电机而在同学、伙伴中出了不小的风头，让我得意到了现在。

后来，就爱上了集邮。

如果我要是有一张“全国山河一片红”

就好了。

1980年，我揣着仅有的两块钱第一次站到集邮柜台前——在那之前，我的集邮只是搜集旧邮票，不知道有买新票一说——看到了刚上市的几种邮票，喜欢得不得了。

便掏出钱来，买了“庚申年”

和“爱因斯坦”

（都是单张一套）的四方联。

“庚申年”

就是现在价值不菲的所谓猴票。

1983年，我的好朋友董涛随父母搬家到南京，依依不舍，我将猴票四方联送给了他做纪念，他送了我一张“开国大典”

——现在这朋友已经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