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中的中英较量（二）

在有关香港回归问题的外交磋商中，中英之间曾有过一个“蜜月期”

，双方合作顺利。

我于1988年直接参与香港问题的磋商时，“蜜月期”

尚未结束。

当时，两国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进入过渡期的头几年。

双方就一些具体事务的磋商和谈判比较顺利，取得一些进展。

会谈的气氛不错，遇到意见不同，双方还是可以考虑对方的立场，交换看法，达成一些共识。

我的第一位英方谈判对手，是英国外相杰弗里·豪。

当时，他任外相多年，参与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全过程。

他对中国和香港问题都十分熟悉，一直与中方有着很好的合作。

1988～1989年间，我同杰弗里·豪会晤过三次。

前两次分别是在1988年6月纽约的裁军特别联大和9月的联大会议期间，第三次是在东京参加日本天皇裕仁的葬礼之时。

记得当时主要的议题，就是中方正在起草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港人的信心问题，双方交换意见比较充分，谈得不错。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后，中英关系风云突变，出现逆转。

随着英国同其他西方国家一起对中国实行制裁，双边关系严重受挫。

英国似乎对1984年12月正式签署的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有些后悔了。

6月19日，杰弗里·豪给我来信，单方面提出推迟原定于7月举行的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第十三次会议。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因为自联络小组1985年成立以来，从未发生过单方面推迟会议的事情。

不久，杰弗里·豪又致信吴学谦副总理，在对中国国内形势做出评论的同时扯到香港问题，说香港的信心严重受挫。

他公然提出中**队在香港回归后究竟还要不要在香港存在的问题，并表示英方准备重新考虑1991年香港直接选举的安排，同时要求中方推迟基本法颁布的时间。

中国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一事，早已写入中英联合声明；而对香港1991年选举的安排，双方磋商中也已有共识。

此时英方突然这样提出问题，显然是想“翻案。

两星期后，由我给杰弗里·豪回复一信，着重批驳了英方关于香港信心的说法，指出恰恰是英方的一系列不友好举措，打击了港人的信心。

关于香港政制问题，中方不能同意英方单方面的改变。

不久，英国外相换人。

我的第二位英方谈判对手是梅杰。

梅杰平民出身，凭着自己奋斗，成为保守党里的后起之秀，这在十分重视传统的英国官场并不多见。

梅杰任外相的时间很短，后来他接替了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

我同梅杰只有过两次交往。

一次是在1989年7月底，我们在巴黎召开的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上相遇。

梅杰举止比较谦和。

我说他是一颗“上升的星”

，前途无量；他赶紧说自己还是一名“新兵。

会晤中，他试图影响我们的基本法起草工作，如要求修改草案中有关驻军的条款。

我说，基本法是中国自己的事，如英方有好的建议，中方可以考虑，但对中方施压以改变双方商定的条款，那是徒劳的。

我强调说，驻军问题已写入联合声明，是已经解决的问题，不应该重新提出来。

在这次会晤中，梅杰同意双方恢复联络小组的工作。

第二次见梅杰，是在那年秋天的纽约联合国大会上。

他再次提出，英方打算加快香港政制改革的步伐，增加香港立法局议员直接选举的名额。

我表示，政制改革必须与以后颁布的基本法相衔接。

中方主张在香港推行民主，但必须循序渐进。

此时，中英双方围绕着香港政制改革问题，悄然摆开了对立的阵势。

一场旷日持久的外交纷争就要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