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童永福，满腔正气寻清水

童永福，高级工程师，53岁，五大三粗，高个子，高额头，黑红色的圆脸，鼻梁上架一幅黑边眼镜，白褂，灰裤，蓝色泡沫鞋，一副和善、敛扑的样子。现在漳州工作，属福建省地质矿产局第二水文队，浙江宁波人，家离宁波镇二十多公里。1984年9月25日下午，他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我是1953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地矿专业，分配到南京地质学校水文队训练班任教。三年后，被国家地质部调进北京，安排在地质部下属的水文队工作。1957年反右，开始时被委以反右组长的重任。小组会上，我见别人都不发言，我为了启发别人发言，自己先带头，讲了从社会上听到的一些议论，什么年轻学生上不了大学，埋没了人才。我针对这个问题特别说明了自己的观点，社会上不可能每个人都上大学，既有经济条件的限制，也有社会分工的不同。我没想到，散会后有人写了一张大字报，说我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不好，是埋没人才的社会，贴在单位墙报上。我当时27岁，年轻火气大，看了大字报，冲进我的直接领导就是水文训练班的班主任办公室，他是团政委转业的，50多岁，我就对着他吵起来了，表示不当反右组长了。他跟我讲：你考虑几分钟，做出抉择。我一下转不过弯来，表态坚决不干了。领导说：后果你自己负责。第二天，攻击我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共罗列了我四条罪状：一是攻击社会主意；二是反对苏联；三是污蔑国际关系；四是挑拨师生关系。而且就这四点，在会上对我进行批判。会后，领导对我讲，你有错，但你与社会上的右派不一样。我听了这话，态度更硬，一条一条地跟他们反驳。这是1957年6月份的事。到了1957年9月份也没定我的右派。哪知到了1958年2月份，通知我被定为了右派。我气得晕倒了。不过也没有对我批斗，是因为上面划右派分子的比例下来了，总要有人当右派，不定也得定。我是花岗岩脑袋，始终坚持我没有错，我是为党讲话的，维护党的威望的，我不是右派，所以我不给领导写汇报。

我在地质部水文队被打成了右派，而且态度顽固，一时间地质战线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了。当时，福建汀江建一个棉花水电站，到地质部要技术人员。水文队队长庄建礼，就把我要到福建来了。我的工作就是跑野外，每天不停歇。1962年，给右派摘帽子。庄队长出于对我的关心，要我写份检讨，以便顺利给我摘帽。可我还是不肯写。右派帽子没有摘得成。1963年，整个政治气氛有了些变化，对右派越来越紧了。队上不让我从事专业工作了，把我放到钻井队打钻，属于重体力劳动。我力气有，只30多岁，骨头很硬，身板结实，但此前从没做过重体力劳动，抬柴油机，扭伤了腰，动弹不得。工人们很照顾我，不让我干重工，安排我扛钻杆，每天值班16个小时，实际上还是比较重，但作为钻井队，再没有比这更轻松的活了。我乐观，想得开，对地质工作没有失去兴趣，值班时间还是继续学习。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把我关了起来。虽然形式上是关了，但领导和同事们都没对我怎么样，内心里是关心的，关起来是做个样子给上面看罢了。经过十多年的磨炼，我有了经验，对任何事情不吭声，算是最安全的自保手段。1971年，给我摘了右派帽子，当仓库工人，搬运东西。1973年，把我调到地质局第二水文队，工资由技术9级，降到11级。1979年彻底改正，恢复到9级工资。

我当右派时，没有找爱人，心里想的是免得生了孩子当小右派。1971年摘了帽，1973年在上海一家街道工厂找了一个女工，是贴茅台酒商标的。当时，我42岁，她比我小十岁，没生孩子。是我当营业员的妹妹介绍的，我出生在宁波，家在上海。现在，爱人不愿意来福建，还在上海。她到福建来过，觉得这里都好，只是东西比上海贵。我也没活动调上海。如果调上海工作，就丢掉了自己的专业。我宁可两地分居，也不愿意放弃自己喜爱的专业。我被打成右派期间，从没放松看书、学习，买外文版的《毛泽东选集》阅读，免得忘掉外文。我的两个弟弟都是搞地质工作的。在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的年代，他们从不提到我，我也从不提及他们，各自安分守己，搞好工作就行了。所以他们的领导不知道这个关系，没有因为我受到多大株连。我的父母刚去世。这让我彻底打消了调回上海的念头。我要坚持在福建干一辈子。

1976年夏天，我去上海探亲，住的时间长了，觉得也没什么意思，就提前回队，绕道自费到江西考察第四纪地层，再徒步进入福建进行野外地质踏勘，观察地质现象，边走，边写了大量的论文和工作情况报告。我去武汉治病也不错过机会，顺便观察长江两岸的沉积地层，特别注意邻省的地质特征。我坐一站车，走一段路，把沿途各地搜集的资料，与福建省第四纪地层进行对比，撰写了《福建第四纪沉积概况》这一重要学术论文。但我没有拿到外面去发表，觉得没意思，只是提供给领导作参考。

水文队大多在平原工作，主要给地方提供用水源。我跑遍了福建沿海，地下水不能满足需要。我们水文队要为福建沿海人民解决这个难题。马尾，有我们二水文队的一个分队在那里勘测。1884年，清军曾在这里与英军打了一仗。由于没有先发制于人，吃了败仗。现在，我们正在马尾搞工程地测，找水，哪些地方可以建，哪些地方不能建，都要根据的水的条件来决定。马尾港口，被闽江的泥沙淤塞了，万吨轮只能在每月的初一、十五，有大浪潮时，才能万吨轮靠岸。厦门港口也受到淤塞，九龙江的泥沙冲积下来。我们通过勘测，得出结论：开发湄州湾地区比较适当。闽南地区地壳不稳，漳州曾发生8级地震。本身不是震中，海外地震的余波影响。由于我提出的观点正确，被各级政府采纳，于是我有了1980年、1982年两次被评为福建省先进科技工作者和福建省劳动模范，1980年晋升为高级工程师，技术七级，相当于行政十四级，副厅级。解放前，我入过党，但脱了党，现在也没提出重新入党。我对任何事都想得开，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如今，我的牙齿全掉了，但我的心还依然年轻。尽管有了一定的地位，我依然保持生活俭朴的本色，三餐用的是一个熏黑的大缸头，饭菜一锅端。粗布衣服，旧的不破，新的不添。我出差从不要求派车。有时，办公室派好小车，我却披着雨衣就走了。外出途中也不轻易雇车。工作中我经常加班加点，却从来不拿夜餐费和加班工资。外单位来人搜集地质资料，只要手续合适，保密制度允许，我毫无保留地提供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