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的周旋(1)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是1964年秋才建校招生的，院址在北京东郊的定福庄。

我是1965年底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调到二外院工作的。

当时的本科学生加上干训部学员还不到一千名。

1966年新学期一开始，虽然还在上课，但领导班子的精力都放在搞“文化大革命”

上了。

校领导发动学生批判二月提纲；学习“五·一。

至此，二外院已经逐渐平息下来。

但紧接着，**来到了二外院隔壁的广播学院，宣称那里的党委是坏的，工作组长也是坏人。

戚本禹抵达离二外院只有两站公共汽车路程的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东郊分院，找群众组织的头头谈了话。

东郊分院很快又重新乱了起来。

“文化大革命”

中外事口的运动，指向了陈毅同志。

但是，周总理却一直坚持说：对陈毅同志要批评，要帮助，要支持他的外交工作。

陈伯达、**、王力、戚本禹都先后出马，要打倒陈老总。

他们煽动一些人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说不打倒陈老总誓不罢休。

他们纵容姚登山夺了陈毅同志负责的外交部大权。

从这个时候开始，上面的斗争，逐渐显出眉目来了，真正形成了“站队”

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

中到处揪斗“走资派”

，是**反革命集团的一个恶行。

这一恶行影响所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二外院西边，有个商业小区，小区有个猪肉案桌，一个组长，两个组员，总共三个人。

有的人，往往把好肉藏起来，把猪肝猪肚藏起来，卖给他的亲朋好友、关系户，或自己弄回家去。

这样，肉案上只有“丹顶鹤”

(大肥肉盖了薄薄的一点瘦肉)，“白天鹅”

(全是大肥肉)了。

这里的顾客以知识分子居多，对此很有意见。

当时，在那三个人中，还就数那位组长耿直、正气，总是把别人藏起来的好肉搜索出来，一边骂藏肉的人，一边卖给大家。

可是在公布打倒**同志那几天，我去买肉，却见肉案那里，挂了红布为底、黄字显著、姓名打了大叉叉的横幅，大书“打倒××、××、××**在我案的最大代理人×××”

，最后叉的是那位组长的姓名。

看到这些，人们都有口难言，因为当时**一伙就是提倡“矛头向上无害论”

的。

乱抓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是**集团的又一个恶行。

二外院下放到河南明港期间，我们的医务室只有两个医生是受过正规教育的医科大学毕业生，医术较高。

其中一个在对学院问题的一些看法上与院革委会、特别是革委会的某常委不一致。

有个星期天，那位医生并不知道那天会全体加班参加积肥，老早就去了明港镇。

有人见到她在一家商店门口啃烤白薯，就向上级作了汇报。

黄昏时，医生刚从镇上回来，就被罚站在桌子上搭的凳子上，左右前后直摇晃，吓得她面色苍白。

当时批判这个知识分子的“理由”

是：不肯老老实实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某常委为了利用这个“典型”

，“教育本人”

，“教育群众”

，亲自出面追问她：“你吃的白薯是从哪里来的？”

按当时流行的逻辑推理，她应该答“是贫下中农种的”

，可她偏偏哭泣着说：“是我用钱买的”

于是，那位常委又问：“你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按当时的处境，她应当说：“是工人、贫下中农创造的”

可她偏偏说：“是财务科发给我的”

那位常委再问：“财务科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企图要她说出的语意是工农创造的，我要接受工农再教育，可她偏偏说：“是从银行里取出来的”

那位常委厉声追问：“银行里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意在步步深入，逼对方说出他认为贴边的话，以便作下面的文章。

殊不知，那位医生偏偏不能理解这位常委究竟要怎样，急得直哭，泣不成声地答：“我不知道，不知道，的确不知道。

我哪里晓得他们银行是从哪个印刷厂拉出来的钱呢”

这好像是个笑话，但确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