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寒梅落尽香如故(1)

在那狂暴的年代，整个沪剧界被批斗的人群中，有两个宁死不屈的人：一个是人民沪剧团的原党支部书记陈荣兰，另一个是努力沪剧团的原团长、我母亲顾月珍。

1970年1月12日，我还在北京房山县南如公社的人民日报农场劳动，突然接到一份加急电报和长途电话，告知母亲病危催我速归。

我火速坐上了南下的列车，在卧铺上翻滚，心事灼烫了被单，只得蹭下窄梯，按下折凳，从窗缝中偷吸凛冽的寒风。

窗外是漆黑的夜，紧追不舍，有时举近一簇灯火，又迅捷移走。

往事如夜，坠弯了我的心弦。

1965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工作，每年有一次探亲假。

假期回家我总是感觉到母亲背负着沉重的心理包袱，究竟是什么呢？我只能从弟弟的嘴里和母亲的语言碎屑里略知一二。

作为母亲唯一的女儿，总希望能给她减轻点什么。

可是能做什么呢？母亲不就是想演现代戏革命戏吗，那又何错之有呢？？”

哪知他拖过一把椅子稳稳坐定，欣赏我的窘态，唇边荡开得意之花，微微压低嗓音：“怎么会呢？她是一个十分简单的人。

只知道人生三件事：入党，进国营，演戏给**看”

他说的是事实，但以一种揶揄的口吻说直让我有些受不了。

我猛地甩出一句话，自以为是一发炮弹：“您怎么知道勃朗特姐妹？您一定看过她们的书”

孰料，他笑声琅琅，洞若观火：“最高学府的大学生，你别挑理。

**人要批判旧世界，就要了解旧世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说是不是？”

我不能容忍他言词中嘲谑的外壳，却欣然接受那些坚实的内核。

有人说过他的一则轶闻，说他在香烟壳子上写几个字，就能上台口若悬河地说上半天，台下的人不瞌睡，不溜号，还报以热烈的掌声。

大约是我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了赞叹，他的笑容便柔和起来，他站起身，取出夹在腋下的一个纸包，小心翼翼地放于桌上，解开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报纸，是一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早听说你爱看书，给你带来了一本”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本泛黄的旧书。

从来没有听说过。

我抬头望着他，他读懂了我的目光，轻轻解释：“知道《金瓶梅》吧？这是外国的《金瓶梅》。

比《金瓶梅》还《金瓶梅》。

北京大学的高材生，可以看看，一星期后还我”

在那个封闭的年代，小说里的爱情描写都被视为非礼，《金瓶梅》只是听说过，说里头有直露的黄色描写，这个外国的《金瓶梅》会是怎样呢？在一个求知欲甚旺的年龄里，我哪里受得住这种好奇的刺激，但又绝对要背着母亲看，就从烟纸店里买来一张牛皮纸，把书皮和扉页都严严实实地包了进去，折叠出四只坚固的小角。

于是十九岁的女孩进入了另一个阅读世界，自然辨不清**与色情的差别，从小耳濡目染的是中国古文化的雅洁，从小敬佩母亲出污泥而不染的守身如玉，所以随着阅读的深入，东方的正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彻底地打了一架，打得我心慌意乱，晕头转向。

一个星期后，孙部长来了。

我乘他一个人在客厅的时候把书还给了他。

他看见新包的书皮，嘴角翘出一丝微笑，带着善意，带着戏谑，兴致勃勃地问：“好看吗？”

我凭直觉不敢承认，如一头小牛顶起了尖尖的角：“不好看，不好看”

我的怒气像玻璃碎屑扬入了他的脖颈，他抽了一口气，抬起眼，明显地射出诧异和不满，反问：“你是不是北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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