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图)

丧父之后的鲁迅，艰难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

这时他已经成为一个“边缘人。

母亲在家徒四壁，生计几乎无法维持的情况下，仍然让他读书，希望他继续走科举的道路。

但是，两次变故的巨大阴影笼罩着他，使他对于“正路”

充满厌恶和危惧。

而作为一个大家族的嗣子，除此又能做什么呢?当地读书人最常见的两条出路是做幕友或是做商人，其实是权力和金钱的奴隶，这是他所不愿为的。

然而，他已自觉长大成人，总不至于像家族中的其他子弟那样，自甘堕落为游手好闲者,甚至“破脚骨”

；自然也不会抛舍文字，去做那类虽则自食其力却如牛马般惨苦，麻木而忍从的劳动者。

他处在社会和家族的双重胁迫之中。

《朝花夕拾》中有一篇琐记，说在这样的时候，居然还有流言说他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使他觉得真如犯罪一般。

于是，他决计出走。

“但是，哪里去呢?”

文章回忆道，“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

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

一个变动的时代为个人出路准备了意想不到的新的契机。

物极必反。

满清政府统治中国二百余年，最后一样跳不出一治一乱的周期率。

改革势在必行。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

外部压力——从洋枪到洋货——加速了这种来源于统治集团内部旨在苟延残喘的变革。

从戊戍政变可以看到，即使反动如西太后，血洗了一个政改班子，却仍然得以以改革家的姿态亮相，可知到了世纪末，历史的时针已经无法逆转。

虽然，改革进展缓慢，尤其是政治体制的改革迟迟不见实行，但是，在教育制度以及言论出版方面，则相对宽松许多。

这些末代统治者，比起大兴文字狱的先祖来，并不晓得意识形态的厉害。

这种无知，正好使整个社会受益。

这时，中西学堂出现了，洋学堂出现了，《知新报》和别的报纸以及一些翻译的洋书也都相继出现。

陌生的世界成了一种诱惑。

长期遭到禁锢的大脑，从此开始变得活跃起来。

在绍兴，鲁迅同样可以看到《知新报》，《点石斋画报》，英人傅兰雅编著的《格致新编》等新颖的读物。

可以想像，现代科学知识和各种文化信息给他带来怎样的骚动。

这同他选择洋学堂的道路，即所谓“把灵魂卖给鬼子”

是有联系的。

当然，他先后入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和矿务铁路学堂，不用交付学费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他没有退路。

他太需要自立了。

水师学堂的官办色彩相当浓厚，到处乌烟瘴气。

而鲁迅的观念也不见得很明澈。

在此期间，他曾经同周作人一起参加过一次科举考试，不论出于何种原因，行为本身是倒退的。

幸而，这种歧路彷徨的阶段很快终结了。

一所新型的学校拯救了他，在矿路学堂里，虽然学的汉文还不脱老八股，但毕竟有了不少新科目：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以及德语。

特别是地质学和矿物学，对鲁迅来说，是十分刺激的。

整个课堂设置是西式的，连教科书也用洋书。

第二年，总办换成新党人物以后，学校的空气便变得更加活跃了，鲁迅有一段文字，生动地记录了新党出现的情形：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

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这时，看新书的风气在学校流行起来。

鲁迅怀着急迫而兴奋的心情，阅读了严复编译的《天演论》。

该书原属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被称为“达尔文的斗犬”

的赫胥黎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译者将导论及本论译出，其实相当于改写，结合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实行人治，同归于天演”

的思想，外加按语，独出机杼地作了革命性的阐释。

其中，着重强调“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

的进化论原理，为国人撞响救亡图存的警钟。

《天演论》于1898年出版，随即在知识界引起巨大的震荡。

鲁迅深受达尔文学说的影响，危机感，斗争，科学和进步，从此成为一生中的基本信念，即使后来接触到其他不同的学说，于此也不曾有所动摇。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一面加速陆沉，一面奋力崛起。

义和团运动以一种畸形的集体性行为，试图依凭传统的单向方式，解决帝国列强势力所强加的殖民困境。

这种民气，很快随同圆明园的大火一起烟灭了。

救亡的重任，自然落到蜕变的封建士人和新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

他们深明所属的两难处境，因此深知，必须承受难堪的历史屈辱，向强大的敌手学习生存。

由于目睹了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的迅猛发展，尤其接受了庚子赔款的教训，中国朝野上下，都把它看作是学习西方的最切近的跳板。

1896年，清政府派遣13名学生留学日本；至1906年，十年间在日的留学生总数共达12000人，形成一股留日的狂潮。

鲁迅正是在这一潮流之中，作为官费生，由学校选派到日本去的。

此间是19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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